非自杀性自伤（non-suicidal self-injury，NSSI）是指个体在无自杀意图前提下故意造成自身身体组织损伤的行为，与涵盖自杀相关行为及更广泛自我伤害形式的故意自我伤害（deliberate self-harm，DSH）并不完全等同。近年来，NSSI已成为全球儿童青少年精神卫生领域的重要公共卫生议题。既往研究提示，全球每年自伤事件至少约有1400万例，且青少年儿童是高发人群。NSSI风险因素涉及个体、家庭、学校及社会多层级因素，尽管已有多项Meta分析探讨NSSI相关风险因素，但由于研究方法差异和证据不一致，尚未得出系统性结论。为填补这一空白，本文通过伞状综述方法对全球青少年儿童NSSI行为的相关文献进行系统整合，评估并分类梳理了相关影响因素的证据等级与作用强度，为该领域后续的预防与干预提供科学依据。
2026年4月14日，《Molecular Psychiatry》在线发表了题为“What are the correlates of non-suicidal self-injury in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? An umbrella systematic review of global evidence”的系统综述。该研究由北京大学第六医院、山东第一医科大学（山东省医学科学院）等单位合作完成，仲毅、张紫薇、丁佳豪、孙艳坤为共同第一作者，刘晓星博士、鲍彦平教授、Danuta Wasserman教授和陆林院士为通讯作者。研究系统整合了16项Meta分析和来自全球38个国家的410项原始研究，总计2,659,156名儿童青少年的数据，识别出43项NSSI风险因素，以伞状综述框架对这些因素的证据可信度进行分级，强调NSSI是一个跨个体、家庭、学校/同伴及社会生态层面的多因素问题。
系统检索了Web of Science、PubMed、Embase、Cochrane、CNKI和万方数据库，在108篇Meta中纳入16篇符合标准的Meta分析，共识别出43项风险因素，其中个体层面23项、家庭层面8项、学校/同伴层面8项、多因素层面4项。共有18项因素达到II类（高度提示）证据，提示NSSI的风险并非来自单一病理机制，而是呈现明显的多层级聚集特征。
图1全文总结摘要
在个体层面，研究者观察到行为问题、情绪与精神障碍、生活方式等因素均与NSSI风险升高相关。其中，女性、LGBTIQ群体、辍学、不良问题行为（如阿片/镇静药物误用等、孤独感、情绪管理不良、网络成瘾、睡眠质量差、抑郁以及精神障碍等，获得了II类（高度提示）证据。相比之下，NSSI既往史、既往自杀意念/行为、每日使用电子屏幕时间过长等，虽与NSSI相关，但仅达到IV类（相对较弱）证据。值得关注的是，网络成瘾、LGBTIQ身份、睡眠问题等，成为了近十余年来构成全球青少年与儿童群体NSSI行为问题的新型风险因素。
家庭层面的发现同样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。研究显示，童年期遭受虐待和忽视具有II类（高度提示）证据；不良童年经历以及留守儿童经历则达到III类（提示性）证据；单亲家庭为IV类（相对较弱）证据。该结果表明，家庭并非仅仅是NSSI发生的背景因素，也可能是塑造情绪调节、依恋安全、压力应对和求助行为模式的关键环境。尤其在儿童青少年阶段，长期暴露于家庭冲突、照料不足、忽视或创伤性经历，可能通过慢性应激、情绪失调与自我价值受损等路径，提高NSSI风险。因此，家庭中心支持策略不仅应关注行为表面，更需要注重于家庭互动质量、养育能力和早期逆境识别。
在学校/同伴层面，进一步凸显了校园场景在NSSI预防中的重要地位。辍学、遭受霸凌（包括现实霸凌与网络霸凌）、实施霸凌、接触同伴NSSI行为以及学校压力等因素，均与NSSI风险升高相关。其中，辍学、遭遇霸凌达到II类（高度提示）证据。辍学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孤立行为，而可能是更深层脆弱性的外显指标，例如同伴排斥、校园不安全感、学业压力、家庭困境或既有精神症状。因此，从公共卫生角度看，学校不应仅把辍学视作纪律问题，而应将其纳入早期心理风险识别系统，通过班主任、学校心理教师、家庭和医疗服务之间的联动，实现及早识别与及时转介。全球仍有大量儿童青少年处于失学或离校状态，这也意味着单纯依赖在校项目的干预模式可能覆盖不足，提示未来需家校社区一体化协同努力，共同解决存在NSSI风险行为的青少年儿童面临的现实议题，进而减少其风险行为。
在多重混合因素层面，研究发现无宗教信仰和负性生活事件达到II类（高度提示）证据，而低社会支持和社交媒体使用频率的证据相对有限。其中无宗教信仰这一全球综述结果应保持审慎理解。该结果并不意味着宗教因素本身具有简单的因果保护效应，而更可能反映社会支持网络、意义建构、群体归属以及文化规范等宏观生态因素的综合影响。NSSI行为风险需要置于社会生态模型中重新审视，从个体、家庭、学校/同伴到更宏观的文化与社会支持系统，其风险可能相互叠加、彼此放大。
图2青少年和儿童NSSI行为风险因素森林图
研究通过伞状综述对儿童青少年NSSI相关因素进行了系统的证据整合，提示NSSI并非单一精神症状的伴随现象，而是由个体脆弱性、家庭逆境、学校/同伴压力以及更广泛社会生态因素共同塑造的复杂结果。本研究最重要的贡献在于：指出哪些因素更值得优先关注、以及证据究竟有多可靠，从而为学校筛查、家庭干预、社区精神卫生服务和数字平台治理提供了证据分层基础。
同时当前领域的局限包括一是无风险因素达到I类证据，存在较高异质性和偏倚；二是证据主要来自中高收入国家，低收入国家数据不足；三是新兴因素未充分纳入。未来研究应聚焦于加强跨文化和纵向队列研究，填补低收入国家数据空白，纳入数字环境因素，并推动多层级协同干预，涵盖个体、家庭、校园、医疗及平台治理。
原文链接：https://www.nature.com/articles/s41380-026-03605-4
作者简介：本论文的共同第一作者为仲毅、张紫薇、丁佳豪、孙艳坤。仲毅博士、孙艳坤博士来自北京大学第六医院；张紫薇博士来自北京大学药物依赖研究所和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；丁佳豪博士来自山东第一医科大学（山东省医学科学院）脑科学与类脑研究院。共同通讯作者为北京大学第六医院刘晓星博士、北京大学药物依赖研究所及公共卫生学院鲍彦平教授、世界精神医学协会主席，瑞典卡罗林斯卡学院Danuta Wasserman教授和山东第一医科大学（山东省医学科学院）脑科学与类脑研究院陆林院士。
